2016年
可算是一個充滿政治意外的一年。
先是六月英國在公投中決定脫離歐盟。儘管事前的民意調查顯示脫歐和留歐的人氣相若，但保守黨政府和大部分社會精英都反對脫歐，多數政治評論員亦認為市民總不會草率投票。但結果卻是出人意表。推動公投的首相卡梅倫，也要旋即辭職。到11月美國總統大選，主流民意調查皆預測希拉利可勝出，甚至有調查指其勝算超過九成。結果，希拉利雖贏了民眾投票，卻輸了大選。1 回望香港，本土派的興起已是舊聞，但兩位年青本土派議員的宣誓惡搞所掀起的大風波，卻也是個意外，至今還未了結。
否定共融道路，強調自我身分
這三件事雖發生在地球上三個不同角落，卻反映了今天已發展國家中的一個共同現象，就是新部落主義（tribalism）的興起。新部落主義的「新」，在於它不是基於時間、空間的距離，也不是因為不同背景的人沒有共同生活的歷史，而是它刻意否定曾經走過的共融道路，且重新強調自我身分的獨特性。作為上主的門徒，我們最關心的，不應是某一政客或政黨的成敗，而是社會文化和制度能否建立起公義和仁愛。從這角度看，新部落主義的好與壞都值得信徒關心。
從文化大趨勢看來，新部落主義是西方對啟蒙運動的一種反動，也是後現代主義的一種變體。始自17世紀的啟蒙運動，夢想是要建立一個放諸四海皆合用的理性思維框架。這理性只是工具，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共同的道德王國，取替中世紀的基督王國，成為普世大同世界的目標。另一方面，資本社會和科技的興起，使西方社會在物質生活上突飛猛進。而資本主義和科技主義本身也是另一種理性主義，要求社會按著物質生產效率的標準，組織它的一切制度。這種普世價值和富庶社會的福音的普世人氣，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時，可說達到高峰。2
1989年後，兩大重要趨勢搖動了西方社會對大同夢想的信心。其一是伊斯蘭教原教主義（fundamentalism）的興起，成為普世地緣政治的重要勢力，使人無法相信啟蒙思潮中的世俗主義是普世發展的必然方向，同時亦迫使西方社會再思他們的身分，包括基督教傳統對今天西方人的意義。另一方面，一連串的國際經濟風暴，特別是2007年開始的金融海嘯，令許多市民不再相信國際金融貿易制度是一種互利雙贏的遊戲，更把倡導普世價值的社會精英視為一群保障自己利益和美化現狀的偽君子。對這些市民來說，他們需要能夠坦白說出利益衝突的領袖，可以保護他們的自主和利益。落在香港處境，強調中港融合的經濟發展可說是大同世界的一方；而本土派卻以香港的獨特性和自主性為優先，大同世界不再是期待中的天堂，而是一個壓迫和騙局。
不仇外，傳揚基督信仰價值
面對這種部落主義，信徒該持甚麼態度？
一方面，新部落主義總會設置一個假想敵，以建立自己的身分。在特朗普的言論中，敵人包括中國廠商、墨西哥移民和環球穆斯林；在脫歐派的言論中，敵人就是挪去英國自主的歐盟機制；而在本土派的言論中，敵人包括北京政府和國內來的「蝗蟲」。固然，信徒不應採取仇外態度，我們和對頭都不過是罪人（讓我們誠實點！一個人、一個國家，總常會有對頭人。）縱使利益時有衝突，我們亦不需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正義化身，更不該把反對我們的人視為鬼魔；反之，抱持開放的心，找尋一個合乎公義的折衷之法。
從正面看來，部落文化確反映了普世道德主義潛在的霸權。比如在美國，奧巴馬個人雖受觀迎，但他的一些社會政策卻加劇了社會分化。跨性別學生上廁所的選擇權、環保，以至醫療保險等問題，奧巴馬以進步社會為名的急進政策，惹來不少美國人的反感。這不僅是導致希拉利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是民主黨今次在國會及州政選舉雙雙失利的一個主因。至於支持脫歐的英國人，同樣不滿未能按著自己的價值觀來訂立自己的法律和制度。而部落主義正突顯了一切政綱皆無可避免地建基於某種價值觀。所謂「普世價值」，往往成為堵塞理性討論的藉口。反之，部落主義或可為公共空間帶來更多元化的討論，而基督徒就可透過這等機會積極傳揚他們的價值觀。
「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第一世紀的保羅已明白到在多元社會中見證真理的困難，基督徒並不能討悅每一個人，但仍要努力在公共空間活出信仰的見證。羅馬書裡，保羅留給我們不少勸勉教導，發人深思。而在這充滿怨憤的社會中，信徒如要勇敢站出來，以愛心行動宣揚和實踐神的真理，心靈不為失望或憤怒蠶食，就必須首先扎根在神的慈愛和大能中。惟結合默想的靈命操練和社會行動，才能進入世界而不被世界同化。信徒們要同時作和平使者和真理戰士，正是基督已戰勝世界的最好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