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經濟發展的代價?

CGST_Magazine_Vol_43

貧富懸殊,肯定不是香港特有的社會現象,但高達 0.539 的堅尼系數(2016)卻是本港自 1971 年有記錄以來的新高。1 誠然,由於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全球貧富懸殊狀況在過去 30 年已明顯改善;然而歐、美等已發展國家的國內經濟不均情況,卻普遍加劇。究其成因,相當複雜:從工業到知識型經濟的轉型、以戴卓爾和列根為代表人物的自由市場主義興起,以及環球資本市場一體化等,皆為重要因素。而這些因素同樣影響香港的發展。


只要翻看過去 45 年的記錄,我們不難發現香港的堅尼系數,自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急劇增加,至 2000 年後繼續慢慢上升。數字亦告訴我們,收入不均主要源於低收入人士的平均收入長年以來變動不大,反觀高收入人士的收入卻不斷攀升,兩者差距愈拉愈大。2 事實上,低收入人士的薪金,正正反映了香港的去工業化。隨工廠逐步消失,教育程度不高的打工仔,紛紛轉投飲食或清潔等資歷要求低的服務行業,工資一直處於低位。

另一方面,當中國經濟逐步開放,香港商賈巨富把握機會投資國內,而專業人士則提供相應的金融、商業或法律等服務,從中賺取不少紅利,並往往把剩餘收入,投資房地產及股票,致使八、九十年代本港樓價迅速攀升。但今天的香港樓價早已遠超過1997 年的高峰,誰又記得七十年代一間市區三房千呎住宅只售十餘萬元?九十年代亦是股市颷升期。恆生指數由1987 年11 月約2,200 點,攀至2007 年11 月突破30,000 點的歷史高峰。戰後嬰兒潮一代,年輕時如把握時機,將積蓄謹慎投資,根本不用任何先見智慧,只消坐擁一間住宅,今天可能已是千萬富翁了!

始於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一度使西方國家及本港不少富人蒙受損失。隨後各地政府(包括中國在內)為遏止經濟蕭條,紛紛實施貨幣寬鬆政策。此舉雖然避免了通貨收縮及大量失業等惡果,但卻帶來了全球資產通脹。換句話說,西方政府為免重要的金融機構因周轉不靈而倒閉,遂透過中央銀行大量注資入金融體制內。然而,實質經濟活動根本不需要這一大筆額外資金。於是,資金流向資產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和股票,結果令世界各地一線城市的房價不斷上升。

樓價狂颷,誰會是得益者?答案顯而易見,自是業主階層,當中不乏事業有成的中年人士。資產通脹使這些富者愈富,而沒有能力購買資產的草根階層則發覺自己這十年來的工資,毫無寸進。那些沒有富爸媽的年輕人根本無從購置天價居所,儲蓄能力永遠追不上樓價升幅。

簡而言之,樓價高升是一種財富轉移,從窮人和年青人的手中,轉移至業主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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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今時今日置身大資本時代,跨國企業勢力遍布全球,本土小本生意難以生存: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是7-Eleven 取代傳統士多;而另一個較少人留意的例子,就是一些本土資金的銀行在過去廿年已陸續被中資銀行或外資銀行收購。今天的國際市場,大型跨國集團互相博擊,成功者可於全球賺取巨利,卻令平民百姓創業致富的空間愈收愈窄。若要問何以今天的年輕人做不成另一個李嘉誠?皆因大資本經濟扼殺了創業興家的空間。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可說是資本主義社會向來高舉的遊戲規則,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令精英階層更易缺乏鄰舍意識,輕忽了貧富懸殊問題。從信仰角度看,社會是一個立約群體。這契約不能以白紙黑字盡述,卻能夠在人與人的共同生活中體現。

不管我們屬於哪個種族或社會階層,我們彼此都是鄰舍,而政府的施政,應以塑造這種鄰舍文化為目的。所謂「社會穩定」或「經濟增長」,皆不應凌駕於這種鄰舍關係之上。

若然貧富差距愈拉愈遠,他們之間就愈難維持鄰舍關係。可見,貧富懸殊問題不是單靠餵飽窮人就可解決。試舉一個實例說明,幾年前政府準備在將軍澳地鐵站附近興建居屋,一些居民發起簽名運動反對計劃,恐怕大量居屋落成影響該區樓價。那裡居民並不比一般人邪惡,只是樓價資產值太重要,足以令富人不易作窮人的鄰舍。

耶利米書記錄了一場階級鬥爭的故事(耶三十四8~22)。其時,耶路撒冷城被巴比倫人圍困。猶大王西底家與耶路撒冷眾人立約,釋放一切奴僕,鼓勵他們成為護城的勇士。可是危機過後,西底家和眾人卻因奴僕制度的經濟價值,竟出爾反爾,重新勞役已釋放的奴婢。先知耶利米宣告,這種背約行為是褻瀆耶和華的。同樣,要是我們視社會上的草根階層為一群廉價勞工,單以經濟生產能力來衡量他們的價值,而不看待他們為我們的鄰舍,同樣是一種褻瀆神的行為。

我們該怎樣在香港社會實踐分配公義,釋放貧窮的奴役?如上文所言,樓價高升,迫使窮人無法安居,政府最基本責任就是為他們提供一個合理居住環境,不管那是透過公屋或是居屋。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首置上車盤」計劃,給有志置業的年青人有機會早登置業階梯,數量儘管仍是杯水車薪,總算朝正確方向走。其次,政府亦需要積極協助年輕人創業,從融資、公平競爭法例到合理的營商租金等,為他們創造空間,成就下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畢竟,跨代貧窮是導致貧富懸殊的一個主因。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應額外投放資源扶助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而非只顧精英教育。上述種種,都是我們對鄰舍的起碼照顧。

除個別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改變心態,別再誤信經濟增長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又或以為商界和專業精英必然就是最好的智囊,他們往往帶著類似的盲點。誠切期盼政府能夠細心聆聽走在前線、服侍社區及邊緣社群的人的聲音;又在政府決策層面,盡量聘用不同年齡和背景的人才。惟在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聲音都得到尊重,那才是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註釋:
1/ 〈港貧富懸殊45年來最大堅尼系數創新高〉,《信報財經新聞》網頁,2017年6月9日。2017年11月15日取自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hongkong/article/1582007
2/ 自97年以後的數據可參閱 http://www.hkeconomy.gov.hk/en/pdf/gini_comparis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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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競業
天恩諾佑教席副教授(神學科)

書蟲一名,年輕時醉心於經濟學,詫異簡單的理論架構竟能洞悉世界變幻。後來體會到人心的轉變比統計數字的起伏更加奇妙和振奮人心,投身福音工作,先後在紐約和香港參與牧會。然繼續不自量力的要去探求人心變幻的來龍去脈,遂馳騁於古往今來的思潮文化之中,以神學佬自鳴。有一妻三女幫助他貼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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