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時代

「後真相」（Post-Truth）一詞，早在上世紀90 年代已見於一些政治評論之中。然而真正廣被提及，則要算是2016 年兩場影響深遠的民意表決，分別是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與及年尾的美國總統選舉。兩宗事件不僅標誌著歐美世界新部落主義的興起，當中塑造公眾意見的手法更深受各界關注，例如英國脫歐派發動大規模巴士廣告宣傳，訛稱英國每周送給歐盟3 億5 千萬鎊；而美國大選期間所湧現的不盡不實言論，可謂不勝枚舉。特朗普堪稱史上最不可信的美國總統，截至今天，他所作的言論經查證後，有近七成屬於「很大程度錯誤」以至「謊話」類別。¹「後真相」一詞不脛而走，頻頻見於各種媒體和報刊的標題之上，它更被牛津字典選為2016 年的年度字詞（the Word of the Year）。

懶理真相，信不信由你

偏見、謠言、胡扯、謊話⋯⋯當然不是甚麼新鮮事，「後真相」的「後」，並不是指以前的世代「含真量」更高，而是指現代社會呈現出一種對真相的冷淡。按牛津字典的解釋，這是「關乎或指示一種情況，即客觀事實在塑造公眾意見方面，影響力不如訴諸情緒和個人信念來得大。」²換言之，在公共事情上，現代人似乎愈來愈不重視真相，反而傾向採納那些與他們當下情緒相近，立場相符的言論。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就算幾乎所有可信的證據足可駁倒某一言論，文宣工作者（propagandists）依然可以有恃無恐，不為所動：「信不信由你，反正大家信了。」³

法國法律教授兼社會學家以祿（Jacques Ellul，或譯作依路）在其剖析現代文宣（propaganda）的經典著作中提醒我們，每逢討論文宣，人們往往把問題局限於一班策動者如何利用大眾傳播和社會心理學技術，引導、鼓動及支配民眾，而民眾仿佛是完全被動的受害者。

以祿卻指出，文宣從來不能無中生有，它只是順著現代人的需要，因勢利導。⁴那就是說，文宣能以某種形態存在，全因它滿足了現代人的集體渴望。這渴望是甚麼？以祿認為，是對技術的沉溺。⁵

自願為奴？沉溺高效率

對以祿來說，「技術」（technique）不是單指個別的科技產品，而是「在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中，以理性得出並（在該發展階段中）擁有絕對效率的方法之總體」。⁶自啟蒙以降，我們的社會朝著全面技術化（technicised）的方向發展，高度倚賴各種技術所提供的途徑和方法，系統化和程序化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以期每樣事情都能以最高效率運作，生產最大效益。以祿強調，技術並不是價值中立的東西，任憑使用者決定它的好壞。相反，當人使用技術時，他的內心世界以至外在生活都會被它徹底重塑。科技、管治技術、社會心理技術、財金技術、大眾傳播技術等等各種技術，錯綜複雜地構建起現代人的生活環境（milieu），主導了現代社會的秩序和價值。效率，已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欲罷不能的必須。

為了以最高效率進行政治、社會、經濟動員，現代社會結合大眾傳播和群眾心理學，發展出文宣技術。⁷以祿指出，文宣的目標，打從開始已不在於提供資料（inform）給大眾思考，而是在於塑造（form）大眾的意欲和行動。但率先發展並運用這技術的，原來並非極權政府，而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商業廣告：⁸ 一套可以在最短時間，影響最多目標群眾，刺激起最強消費意欲，促成集體消費行為的宣傳方法。它依賴的不是冷靜思考和自由意志，而是條件反射和各種「神話」，譬如是「進步」、「快樂」、「工作」等等。然而，現代社會將要為沉溺高效率的技術，付上沉重的代價。

戳破神話，生活中操練

長期活在文宣所建構和投射出來的世界之中，現代人的人格和心靈會發生異化，失去對真實世界以及對真我的認識和聯繫。語言不再是探討周遭實況、思想交流的工具，只剩下一堆引發情緒和條件反射的符號。⁹

嚴峻若此，可有出路？以祿認為，現代社會如要突破這文化困局，必須具備五項條件。首先，人要真實地意識到技術社會所帶來的奴役與異化；其二，人要戳破高效率技術的種種神話，革除它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其三，在使用技術之時，人要力求保持批判的距離，以便把它置於靈性或別的人文因素之下；其四，反思的能力和活動不可停留於學術殿堂內，而要成為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操練；其五，也是最困難的，發展及操作技術的人要與詰問技術的人保持對話，透過嚴肅的對質，突破技術的封蔽和霸權。¹⁰

相較於以祿身處的歐洲，香港社會對高效率的追捧與沉迷，有過之而無不及。信仰群體又如何？我們固然可以不甘後人地把信仰「技術化」，高舉效率，輕忽與真實生命相知相交的耐性；但我們豈不更可以靠著那「叫被擄的得釋放」的主，在上列的五項上深耕細作，竭力持守，作鹽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