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個晚上，在我校附近的商場，聚集的群眾把這個本來細心規劃為促進消費的空間，重新定義為社區大會堂，以歌聲彼此連結，發出共同呼喚⋯⋯
毫無疑問，從六月起因《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大型社會事件，定必深刻影響往後數十年的香港社會。不論對事件持甚麼立場，我們大概無法否認，「無大台」的參與模式、散落社區的「連儂牆」、跨區跨校的人鏈、以及每晚在各大商場出現的群眾大合唱等，已成為一整代香港人的社群經驗和共同回憶，不能逆轉地改變了他們對自己城市和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想像。在這個價值重塑的時刻，教會可以如何作鹽作光？
不收攝，不為利，恩待他者
政治神學家奧唐納文（Oliver O’Donovan）認為，教會是基督事件所收納和形塑的社會空間，向鄰舍見證基督國度的來臨，同時提醒他們地上一切的權柄行將過去。1 在這基礎上，基督教倫理學家布列瑟頓（Luke Bretherton）進一步指出，有一種社會實踐是與此社會空間相對應，那就是「接待」（hospitality）：
教會重溯（recapitulate）基督的升天及於五旬節賜下聖靈，而接待則是與此重溯相對應的社會實踐。⋯⋯作為終末的社會實踐，基督徒的接待受聖靈啟迪及加力，祂使教會有能力為鄰舍擺設生命筵席，卻不致於被他們同化、殖民，又或必須不與他們交往。2
基督徒的接待不僅幫助早期教會抵禦了肅殺的大逼迫，更轉化了社會的文化價值。在古代世界中，希羅文化向以重視接待見稱。然而，他們的接待是在「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中發生， 客人必須具備接待者需要的世位、名聲或才能，才有資格獲得接待，故有「尊貴人的家該向尊貴客人開放」之說。說到底，就是自己人互惠互利，透過接待加強彼此的聯繫。四世紀的教父拉克坦修（Lactantius）提醒信徒，接待的真義絕非如此，而是：「公義和智慧人的家不該向尊貴人開放，反倒向低微、不幸者開放」。3值得留意的是，這不僅是出於慈惠的關注，而是更基本地拒絕希羅文化對他者的理解，不收攝對方於自己的規劃、盤算和議程之中，在終末的亮光中，視他者本身是一份貴重禮物，就如耶穌在馬太廿五章35、40 節的教導：「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又或是希伯來書十三章2 節的吩咐：「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甘冒險，遵主愛，重塑生活
早期教會在接待上的見證，就是如此出眾，以致羅馬帝國皇帝朱利安（Emperor Julian, A.D. 361–363）試圖復辟異教崇拜時，他敦促大祭司要學效基督徒對客旅寄居者的照顧：
這真的丟臉。沒有猶太人需要行乞，而那些不敬虔的加利利人［即基督徒］不但支援他們自己的窮人，還支援我們的窮人。眾人卻看見我們的人民缺乏由我們而來的幫助。你要教導希利尼宗教的信眾，貢獻此等公共服侍。4
然而，要堅持這種社會實踐毫不容易，尤其處身現代都市的教會。現代都市本身就是一個高度規劃、嚴格控制、崇尚效率的空間，但真正的接待必須容許不可預計和無效率的情況。
基督教倫理學家波爾（Christine Pohl）提醒我們，不要跟從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把接待功能化和程序化，以為設立專門機構或部門來處理相關服務，就完成了使命。她強調，信徒群體本身才是這種社會實踐最基本的場所，並且它不是一種功能，而是群體的生活方式。5
一個良好的接待群體必須努力培養相關的生命質素：
- 簡樸生活，願意冒吃虧的險；
- 願意承認自己的軟弱和不足，跟別人一樣同樣需要上主的恩典和憐憫；
- 不迴避人類的苦難，不以善小而不行；
- 不以強者自居，樂意接受那些看似一貧如洗者所賜予的禮物；
- 不怕離開社會的主流，與世界追捧的權力、優待、地位、財富等觀念保持距離；
- 有勇氣面對資源的緊絀，謙卑接受自己的限制；
- 力拒誘惑，不將接待淪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 在探索群體於接待上的界限時，讓上主寬大的憐憫與慷慨的接納作引導。6
香港教會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空間？在這些社會空間中，又在進行甚麼社會實踐？期望教會的主一天也在天國的筵席接待我們，並對我們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太廿五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