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整理：黎嘉晉
一場世紀疫症，像是敲響世界的喪鐘：感染及死亡人數持續攀升，人類經歷史無前例的經濟活動大停擺。正當歐美各國費煞思量如何盡快重啟經濟之際，下一場災難於南亞、非洲、南美等發展中國家發生──這些國家所面臨的經濟、衛生及人道危機恐怕較發達國家更為嚴峻，影響更為深遠。
新冠肺炎病毒或永不會消失，這場抗疫戰或不會有終結的一天。如是的話，國際扶貧發展事工策略有沒有變革之處，以更全面針對貧窮人的處境？我們過去視為「正常」的經濟發展模式又有沒有需要被挑戰或扭轉的地方？作為基督徒羣體，我們當如何守望遠方的貧窮人，為維護貧者的尊嚴出力？
就這些課題，施達基金會邀請近年回流香港、專研發展經濟學的恩光書院教務長及副教授馮韻兒博士，與多年從事國際扶貧工作的本會署理總幹事陳佩詩博士來一次對談交流──既為當下處境把脈，也為探索未來可行的方向。
主持：黎嘉晉（施達基金會傳訊主任）
嘉賓：馮韻兒（恩光書院教務長及副教授、施達基金會董事）、陳佩詩（施達基金會署理總幹事）
黎：你們如何看今次全球疫症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馮：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已不是良好，大部份人收入低微，衛生設備不足夠，不少人經已營養不良。所以今次疫情對他們有深遠的影響，他們很難復原。緊急拯救等國際援助只是短期的，現在國家經濟癱瘓、人民又病倒了，就很難重啟經濟。
陳：今次發達地區因應對疫情也自顧不暇，相信發展中國家可獲得的國際金錢及物質援助會減少。這又不是絕望的，我看社區要靠自己（復原）。今次抗疫帶出一個信息：究竟是等政府告訴人民如何控制疫情，還是靠社區預防呢？正如以前愛滋病出現時，人心惶惶，人又不敢說自己染病，但是許多成功例子說明社區有能力應對，包括支援鄰舍、轉介懷疑受感染者接受治療等。
辨識社區網絡
黎：那麼，社區如何提升自身預防能力？
陳：我舉一個例子，非洲塞拉利昂經歷過2014至2016年伊波拉病毒疫情，那經歷讓當地更懂得在公共衛生上防範這次世紀疫症。在災難下，社區本有一定的應對能力，只是應對機制可以多快被啟動。今次疫症過後，發展中國家人民是否更注意個人衛生，也不一定，但是當再有疫症爆發時，他們的應對意識會大大提高。
馮：我同意，一個社區或羣組經歷共同創傷後，如果他們從中得出一些經驗或應對逆境能力，這可以幫助他們或他們的下一代更好面對下一次災難所帶來的創傷。另外，貧窮國家如印度的部份地區有很強的非正規網絡（informal network），居民可利用自身社羣的力量去面對社會突變的情況，即管當地市場、電台、政府辦公室和診所等服務關閉他們仍可以知道向哪些人尋求幫助，或者索取資訊，構建自身的鄰舍互助及供應鏈等。
黎：有沒有例子說明這些非正規網絡是如何運作？
馮：例如要應付疫情，不只是靠物資供應，而且知道如何傳送（物資至有需要人士）、如何洗手等。一個社區裏會有一些人掌握這些相關資訊，能夠辨識哪些是真與假，哪些是應該遵從與否，逐漸透過自身的網絡傳遞出去。
陳：這除了說明社區領袖在信息傳遞的重要外，還令我想到貧窮社區內的「傳統型權威」。一些地區未必有很準確的資訊，但是居民很相信傳統權威，如果扶貧工作者找到這些權威人士（如牧師或酋長），作出介入，這可以幫助居民在公共衛生的行為與心態上作出改變。因此，我們的眼光不應只放在防疫物資的援助，而是協助社區辨識及聯繫已有的資源及網絡。大家關注疫情之下社區內維持一定社交距離，但是居民的關係要近，才能發揮防疫的果效。
回復原狀已不可能
黎：從國際層面，在今次疫情大流行下，各國沒有團結起來對抗病毒，反映面對重大安全威脅時，首要考慮是自我優先的保護主義。如此，跨國合作抗疫如何成為可能？
馮：國家政府和人民要看見，若只尋求自保時，最終受傷害的都是自己的國家。例如，國家將製造業生產線遷回至本地，事實上會增加生產成本，本國消費者的利益會受損。我們要多點讓政府、社會領袖知道，我們要的不是保護主義或民族主義，而是更加體會全球是一個地球村，單靠封閉關口不能解決共同問題。
人類社會已不能夠回到疫情前的狀態，今次疫情反映出人類歷史將會面對許多突變，諸如「大流行2.0」，甚至「大流行3.0」。這要求我們致力與身邊的人合作，放在國際層面也是如此。
陳：同意你的看法。我們說的是互相配合，而非互相依賴。這在前線國際扶貧工作中也是需要提醒，特別是許多經濟支持是從外地而來。
黎：受疫情所累，各國經歷不同程度的經濟停擺。即使疫情受控，經濟恢復，病毒也隨時再度來襲。面對如此不穩定的將來，究竟怎樣的社經生活方式更合適人類？
馮：因着國家封鎖政策而導致的經濟停擺，說明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可以被放置在比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更高和更重要的位置。人是可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和犧牲，去保護、顧及更弱勢和更貧窮的人。雖然那是緊急措施，但是如果此心態在疫情之後能夠延續下去，是會帶來改變的。
依賴GDP增長是西方的思想模式，覺得人類社會是要無止境地發展。當我們說「發展」時，都是如此思維。但是在神的國度來說並非這樣。人喜歡說「生產力」（productivity），但是神說「豐盛」（fruitfulness）。或者，我們退一步問自己：在個人及社會生活層面，我們是追求生產力，還是豐盛？即是問，我們的經濟發展有沒有注意到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的條件，而不是側重於高生產和高消費的發展模式。
陳：我走過不同的貧窮社區，也帶給我許多反思，就是我看見很多豐富的東西在貧窮家庭當中。這些東西有時是因為沒有很多經濟指標在其中。例如對他們來說，明天還有沒有食物也不知道，但是他們有很高的抗逆力，又常常感恩，並且家庭關係可以是很好，例如丈夫很關愛妻子、很重視與子女的聯繫等。有時候，我們只側重經濟支持，忽略了他們的社羣韌性及文化。
感動在乎看見
黎：香港信徒如何將貧國情況的需要擺上禱告，並且在生活上維護貧者的尊嚴？
陳：關心貧國人民之前，要先對他們的情況有感動，才願意為他們走多幾步。我的感動源於我有機會見到、探訪他們。當然，這不必然只有到過貧國如孟加拉，才會有感動。你身邊有很多貧乏人，關心他們更多的時候，你大抵感受到貧窮生活的掙扎。如你想了解更多（貧國情況），就尋找一些令你感動的地方。
馮：對我來說，如我曾經歷過，感動會容易得多。我跟學生說，英文字compassion（憐憫／同情）字面意思是「一同受難」（suffer with）。現在的疫情幫助我們經驗更多，可能是第一次面對社區集體焦慮、創傷、失業和經濟蕭條。對香港信徒來說，可能這讓我們更體會到貧窮地區的人平日所面對的境況，沒有工作、沒有食物等。不過，compassion不只是一種感覺，而是要認識對方，並且付出時間和代價，如閱讀相關書籍和紀錄片、到訪他們的地方、跟他們談話，以至住在當地一段時間。
後記
兩位嘉賓各有專長，「跑前線」看見的是社區微觀的掙扎，「做研究」看見的是經濟宏觀的軌道。縱然視角不同，可是關注點是一致：疫症陰霾下貧民的生活。馮韻兒向我說：“Put a face to a name”，在災難之下，更為貼切的形容相信是“put a face to numbers”。如果我們找不着任何一張面容，大抵說明了我們沒有多看見他們。這張face，你看到嗎？你看見甚麼？
相關影片：
〈世紀疫情對貧窮國家的影響，跟發達國家有何不同？〉https://youtu.be/Toc7vnDkgRs
相關文章：
〈災難苗頭已現：疫情下的貧國呼喊〉：https://www.cedarfund.org/2020/05/11/covid-19-calamity/
施達新冠肺炎抗疫工作：https://www.cedarfund.org/covid19-response/
黎嘉晉
施達基金會傳訊主任
深信上主在世界，渴望與祂同工，愛護這地方。 擁抱大世界的小人物，期望透過敘事描述，呈現他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