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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真的會⋯⋯──歷史十字路口的誤判

世事無定,教會有時需要做些大決定,若誤判形勢則後果嚴重。所謂危機誤判,不僅是指作出與實際情形相反的判斷,還應包括遺漏在內,就是忽略掉某些重大的可能性。本文以三個限定條件來確認危機誤判:第一,近期內已出現若干徵兆性現象;第二,有吹哨人發出預警;第三,並未做出有效應急對策。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2 年成立的基督教聯合性機構,以下簡稱「協進會」)歷史上就曾有多次誤判,今擧其二。

不會吧⋯⋯

造成危機誤判的原因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是所獲資訊不夠全面,甚至被有意隱瞞、歪曲;而主觀因素起到更大作用。一般而言,大多數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傾向,這便形成了一種心理期待——將逆境視為黎明前的黑暗,總覺得馬上就要時來運轉、觸底反彈了;另一方面,看順境是理所當然的常態,尤其是承平日久的世代比較沒有居安思危的意識。上述心態會讓人自動對信息進行過濾,或選擇性認知,將自己的想法鉚定在某種樂觀的想像上,認為所有不同的聲音只不過是危言聳聽,從而失去未雨綢繆的前瞻性洞察和警覺,最終錯失寶貴的應變時機。

沒想到真的會爆發中日戰爭

北伐戰爭在1928 年以國民政府的勝利告終,教會預備迎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所處的環境,是一個變化迅疾,動蕩激烈環境,其中包含莫大的希望,也藏伏莫大的危機。」1 那時在基督教界頗具影響力的協進會前總幹事誠靜怡博士,提出並推動「奮興」計劃,並於1929 年5 月在協進會第七屆年會上獲得通過。該計劃旨在提高教會的質和量,核心是福音佈道,期望在1930-1935 年內令信徒人數從當時的40 餘萬增長一倍,也就是每位基督徒五年內帶一個人信主,想來也不算高不可及的目標。

耐人尋味的是誠博士的出發點之一即「深信世界上最強悍之一種防禦,便是進攻式的防禦。」2 顯然,這反映出當時教會的危機意識。

過去六年間所經歷的一浪高過一浪的非基督教運動成為集體記憶,於是教會普遍將關注焦點放在該如何不再被國人「打倒」上。作為後人,我們可以追問的是,除了國內反教浪潮之外,當時還存在甚麽因素會在未來影響到教會的安危?

利用時間後置優勢,我們可以知道在諸多不利因素當中,強鄰日本是一個在短期內(1931 年九一八事變)就將爆發的威脅。而就在協進會作出決定的1929年5 月之前,已有一些不祥的徵兆。諸如田中內閣(1927-1929)强硬的對華政策;1928 年日本出兵山東,5 月與北伐軍在濟南爆發衝突;6 月,張作霖在返回東北途中被日軍炸死。對戰爭陰雲,吳耀宗就是不多的吹哨人之一。他1929 年3 月發表文章指出〈目前最急切的一個問題,就是中日的關係〉,並預見到「將來一戰」的可能性。3 在東北旅行一個月的親身經歷,令他為未來中日之間因彼此「恨惡」而「拼個你死我活」感到「不寒而慄」。4

然而,協進會第七屆年會並未就可能爆發的戰爭作任何預案,而將全部資源投入到「五年奮進運動」之中。這是典型的危機誤判,不幸的是同樣事情又在十七年後再度重演。

沒想到國民政府真的會戰敗

1945 年8 月,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社會瘡痍滿目、百廢待興,而教會又來到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時刻。其實早自1943 年,移至重慶的協進會就開始調查教會的需要,研討戰後事工,可謂並非毫無預備。儘管1945 年底,就有人斷言國共兩黨爆發內戰是遲早的事,但即使接受這種恐怖前景的人,都認為國民政府會最終獲勝。一旦這樣的預期被認定,就成為判斷和抉擇的基礎,繼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過濾掉大部分與之不符的資訊。

1946 年7 月內戰全面爆發,一年內國軍果然打得順風順水。不過不應忽略的是,當時共產黨的實力已經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又有蘇聯作為强大後援。平心而論,國府必勝的想法實在太過樂觀。

12 月,協進會在上海召開第十二屆年會,開幕之際收到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電文,期望教會在重建社會精神道德方面助國府一臂之力。為此,大會回電表示將「籌擬全國三年奮進運動,期能振人心、起頹俗,協助建國計劃,作有效之貢獻。」5 這屆年會議決推動「三年奮進運動」,側重點在於佈道和教會合一。透過大會的各項具體決議,可以推斷協進會做決定的前設,即國民政府會贏得這場內戰。這就讓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下述閉幕詞,顯得不同凡響:

以教會的周圍來說,目前雖然沒有反基運動,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這種情形是否能持久呢?我們若看清楚面前的事實,這種自由將來或許會受限制,甚至教會都有受逼迫的可能。6

沒想到⋯⋯

半年後國軍在戰場連連失利,於是人們轉而認為雙方將會長時間膠著下去,誰也贏不了誰。這是直到1948 年秋冬之前相當普遍的看法。然而,沒想到國民政府土崩瓦解得如此迅速,沒想到在新時代人人靈魂深處將會閙革命……更多的沒想到漸次登場。

從上述協進會的兩次決議中,其實找不出哪件事是教會不該做的,問題出在因對時局的誤判而少做了些甚麽。筆者當然無意苛責前人,人不可能料事如神。但歷史教訓總是值得聆聽,就是每逢大時代的來臨,教會應懷著最樂觀的盼望,作最壞的打算。


1/ 〈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所處的環境!〉,《興華》第26 卷21 期(1929 年6 月5 日),頁15。
2/ 鮑引登:〈五年運動〉,《中國基督教會年鑒》12(台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頁17。
3/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前途的事業〉《真理與生命》第4 卷第2 期(1929 年3 月15 日),頁6。
4/ 吳耀宗:〈東北旅行的感想〉,《真理與生命》第4 卷第6 期(1929 年6 月1 日),頁13-14。
5/ 〈大會呈蔣主席致敬電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二届年會報告書》(上海:協進會,1947),頁54。
6/ 趙紫宸:〈我所期望於奮進運動—在閉幕中演詞〉,《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第十二屆年會報告書》,頁51。

宋軍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神學科副教授

自幼立志作諸葛亮,結果屢屢受挫,被母親笑稱「吳用」。至今已不敢托大,雖覺今是而昨非,但仍喜看以軍師為主角的,有時躍躍欲試,思古論今,想來還是未脫稚氣。家有賢妻,二人與貓為伍,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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