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記憶・身分

記憶與身分有不能分割的關係。

人受造成為時間性的存有，我們在時間中遭遇各種生命經歷，塑造我們獨特的身分。記憶帶我們回到那些我們曾經驗的事情，讓我們重新檢視那些事件，發掘當中深層的意義，把當下的生命與過去連接起來，並展望未來行動的方向和可能性。換言之，記憶讓我們把經歷綜合為對過去的形象和敍事，在同一過程中亦發展出我們對自我形象和敍事的理解。

集體記憶──建構共同的理解，形塑共享的身分

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有透過自己身體所經歷的感受，與及由此而來存留於腦神經系統的記憶。雖然科幻小說和電影經常構想把一人的記憶直接轉移至另一人，但這種涉及生理層面的記憶轉移，以現今技術而言，仍屬天馬行空。這些記憶始終是每個人最私人的部分，把我們與別人區分開來。即或如此，法國社會學家阿爾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提醒我們，個人記憶與集體社群記憶其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¹正如沒有人是完全單獨地存在，人的記憶也不可能是封蔽的獨白。當家人或舊同窗偶爾圍著舊照片回溯那些年時，我們總會涉及外界的人、地、事、物，例如：童年時與家人前往的公園、同代人共同面對的公開試，還有重大的社會事件等等。有了這些重要的社群框架，我們的經驗方能構成一個清晰的形象和融貫的敍事。透過共同語言的溝通，我們彼此呈獻自己的記憶，也讓別人確認、喚起、補充、修正自己的記憶。在社群的互動交往下，不僅存在「我的」或「你的」記憶，也存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一種對共同過去的理解，形塑著成員的社群身分、價值、信念、生命情調。

承接阿爾布瓦克斯的洞見，德國文化研究學者楊及阿萊達‧阿斯曼夫婦（Jan and Aleida Assmann）把集體記憶的概念擴充至文化層面。²阿斯曼認為，人不但透過社群交往中的語言符號，分享和傳遞記憶，也會建立文化客體／符號作為載體，把記憶保存和承傳。所謂文化客體，形式十分多元，可包括文本、圖像、建築物、景觀、詩歌、儀式、紀念碑或紀念日等等。眾多研究顯示，社群交往記憶大概三代以後就無以為繼，能否承傳下去，取決於能否成功過渡為文化記憶。過程中，集體經驗要先轉變為「去肉身」（disembodied）形式，繼而需要人類組織體制來保存並使它們「再體現」（re-embodiment）。例如，歷史經歷需要紀錄人員蒐集、整理為檔案，再經歷史學者考究，探討前因後果，論證及表達歷史觀點；這些資料和觀點再經編撰，就成為歷史課本，由教師授予不曾親身經歷這些事件的學生，讓共同過去的記憶得以在後世群體中再體現。當一個群體把它的團結和獨特性建立在對某些客體化文化的認識之上，並從中引伸出培育和規範力量，群體的文化身分便可確立傳承。

文化記憶──穿越時間的長廊，突破國族的藩籬

阿斯曼指出，文化記憶的建立需要不少人力物力，並透過持續的組織來傳遞保存。這意味著它無可避免會觸及複雜的權力－資源關係。因此，建制往往坐擁主導記憶的優勢，壟斷對過去和真相的「正統」理解，塑造高度同質的文化定型。³然而，建制無法完全規劃和限制後世對文化記憶的挪用和評鑑。基於其特質，文化記憶縱有可能暫時離開了日常的視野，但它凝結下來的價值、意義、信息卻可穿越時間長廊，突然接通後世。換言之，文化記憶並不是鐵板一塊，台前的可轉回幕後、潛伏的可變為活躍，促成文化的轉化、重組，甚至創新。⁴舉個例子，隨著二戰和冷戰時期的檔案重見天日，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歐洲出現「記憶潮」，無論學術界或民間都熱切關注如何理解這段歷史，各種回憶錄、歷史主題電影、歷史博物館，以至紀念碑等紛紛湧現。新的集體記憶正在形成，基調已經離開了過往的民族榮譽或悲情，取而代之的是對受害者的哀悼、道德責任、對生命尊嚴的確認等。⁵

就如其他層面的記憶一樣，文化記憶都有被壓抑、誤用或操控的危險，但它同時把人類社會寶貴的經驗存留，形塑我們的身分、信念和共同價值。其多元形式和複雜結構更為後世留下想像空間，讓人重新檢視和詮釋其中的意涵，開拓更遼闊的視野，不僅跨越世代界限，甚至可突破國族的藩籬。⁶由是，如何正確和負責任地記憶，無疑是維護社會共善的重大課題，這不但需要大量專責人員委身，為後人累積豐富的記憶，也考驗社會對人文價值和批判精神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