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淺之惡

1961年4月11日,前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法院受審,被控於二戰期間參與種族屠殺,大規模驅逐猶太人出國,並把他們送往東歐的集中營和滅絕營。審訊歷時八個月, 犯人最終被判處絞刑。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受《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委派前往聽審,並作紀實和評論。1963年,鄂蘭將這些文章整理擴充,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對惡之膚淺的報道》1,成為見証和思考這場歷史浩劫的經典文本之一。副題中「惡之膚淺」(Banality of Evil)一詞,引發學界嚴肅討論,對二十世紀的政治理論、道德哲學,以至神學思考,產生深遠影響。

惡的驚人弔詭性

一個把數百萬無辜百姓送往死地的人,究竟會是個怎樣喪心病狂的兇徒?這疑問一直縈繞著鄂蘭,直至看到犯人席上的艾希曼,他的表現完全顛覆了她的想像。六位精神科醫生一致證實他心理「正常」,家庭生活更堪稱典範。他既不是禽獸,也不是惡魔,只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官僚,缺乏行惡的動機,一心一意只追求職涯晉升,為此格外勤奮「做好呢份工」。他完全服從上司的指令行事,從不自己做決定,更不喜歡出主意。2 正是一個如此欠缺自發性的人,卻成為史上最極度的惡的代理人。在此,惡呈現了驚人的弔詭性,令鄂蘭陷入思想窘境:思考,是為要往深處探究,到達事物的「根本」(拉丁語:radix);惡,卻抗拒思考,因為它沒有深處、沒有根。3 她稱這現象為「惡的膚淺」。於此,鄂蘭不但無意淡化惡的嚴重性,更警剔我們惡的致命危險:「最大的惡不是根本的,它沒有根,也因為無根,所以無所限制,可能走到令人難以想像的極端,而席捲全世界。」4

耶路撒冷聽審,對鄂蘭帶來巨大的思想衝擊。5 精心建造的殺人工廠和大規模的滅絕計劃固然駭人聽聞,但更令她震驚的是,在她出生的那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度德國,那些曾經視為理所當然、穩固可靠的道德結構,幾乎一夕之間完全崩潰。在納粹的統治下,竟可不費吹灰之力便轉換為另一套行事為人的規範和準則,而社會所有階層的人都理所當然地協調配合。6 在艾希曼身上,鄂蘭乍見現代社會前所未見的道德危機。7 她進一步闡釋在艾希曼身上觀察到的「惡之膚淺」,它與智力或專業能力無關,而是一種「思考無能」(inability to think)。她從兩個層面去剖析這種「思考無能」,揭示無根的惡對人性的扭曲。8

雙重的「無思」・雙重的拔根

其一,「惡之膚淺」是作惡者喪失站在別人角度思考的能力。鄂蘭指出,「人是以複數(in the plural)而不是單數存在,居住在這世界的是眾生,而非一個人」。9 透過與社群中跟我不同的他者交流,我們的心靈得以擴展(enlarged mentality),以致能夠想像別人的感受,作判斷時能把別人的處境和想法納入考量(considerateness)。10 然而,艾希曼被官話、陳腔濫調、標準化的表達所築起的牆包圍,把他與別人分隔開,致使他無法感知現實,無法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11;簡言之,這人從有血有肉的人類社群中拔根。12 其二,「惡之膚淺」是作惡者喪失自我反思的能力。鄂蘭認為,人類的複數性即使在獨自一人時,仍有最後一絲痕跡,就是人在停下來獨處時,可以跟自我進入無聲對話;換言之,複數性成為「雙數性」(duality),更準確地說,一種對話式的「一分為二、二合為一」(two-in-one)。13 這與智力和專業能力無關,人與生俱來就是會回憶親身涉及的事情,自問自答做過些甚麼。透過思考過往的事,使人格往深處扎根,當詰問的我與回答的我能和諧合一時,完整的人格就得以建立,「因為在思考時,我是自己的同伴,在行動時,我是自己的見證者。我認識這個行動者,也注定與他共同生活」。14然而,在艾希曼身上,鄂蘭看到的是一個拒絕思考自己所為何事的人,也是拒絕回顧思索,拒絕回到過去並記憶的人15;簡言之,這人從其人格中拔根。16 當人只是滑過事情的表面,允許自己隨波逐流,而未曾穿透到他所能觸及的深度,那由反思而來的約束就會消失。作惡卻沒有引發自責、悔悟,犯下惡行之後馬上被遺忘,這惡就可以無限地擴展蔓延。17

鄂蘭認為,雖然這種拔根和非人化在納粹滅絕營中以最駭人聽聞的形式出現,問題卻不限於極權主義。現代社會提供了一個高度原子化(atomized)、無根的群眾沙漠(mass society),極權主義只是在其上颳起的沙塵暴。在現代職場中,我們同樣面對大大小小的官僚系統,所有人都被約化為官僚機器中的齒輪,並且任何齒輪都可以隨時被替換。機關統治(rule of offices)本來就是非人統治(rule of nobody),所以在闖出滔天大禍之前,現代人早以習慣責任的移轉。18 無怪乎艾希曼自辯時,強調自己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完全出於偶然,任何人也會做他所做的。19

雖然納粹已經覆亡超過七十載,但當日令鄂蘭戒慎恐懼的社會因素尤在。「惡之膚淺」仍然是每一位關注職場倫理的人,不能不深入思考並時刻警醒的重大課題。


1/ 本文參考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6); 中譯: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施奕如譯(台北:玉山社,2013)。 “Banality”一詞從面世就經常被誤解為“commonplace”,而中文「平凡」亦容易引起類似問題,故本文參考洪亮於〈卡爾・巴特與漢娜・鄂蘭論惡與約〉一文的做法,一律翻譯為「膚淺」。
2/ Eichmann in Jerusalem, 21-35, 51-55, 92-94, 276-277, 287-288; 《平凡的邪惡》,頁35-50,67-71,113-115,304-305,316-317。
3/ 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 (New York: Schocken, 2008) 471-472.
4/ H. Arendt,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2003) 95; 中譯:鄂蘭,〈若干道德哲學問題〉,收於《責任與判斷》,蔡佩君譯,(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 ,頁158。
5/ Nica Siegel, “The Roots of Crisis: Interrupting Arendt’s Radical Critique”, Theoria 62, no. 3 (2015) 60-79. 另外,Judith Butler認為,鄂蘭在往後的著作中,致力探討意志、責任和判斷等課題,正是要駁斥那使人盲目支持法西斯的「服從」概念; Judith Butler, “Hannah Arendt’s Death Sentenc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8, no.3 (2011) 280-295, in particular 281-282.
6/ 更令鄂蘭驚訝的是,戰敗後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納粹的行為準則辯護,一夕間又回歸「正常」。鄂蘭認為,這其實顯示德國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兩次道德崩盤;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53-55;〈若干道德哲學問題〉,頁112-113。
7/ H.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2003) 159-161;中譯:鄂蘭,〈思考與道德思量〉,收於《責任與判斷》,蔡佩君譯,(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頁229-231。
8/ 洪亮敏銳地觀察到,鄂蘭與巴特對惡的現實性及其對人道的威脅這課題上的理解,驚人地相似;洪亮,〈卡爾・巴特與漢娜・鄂蘭論惡與約〉,收於《巴特與莫特曼管窺》(香港:德慧,2020)。另外,本文採納洪亮的觀點,認同「膚淺之惡」的無根性是作惡者的雙重「拔根」(即從自己的人格和從世界中拔根)。但有鑑於「複數性」(plurality)在鄂蘭思想中的核心位置,本文會把交代次序倒轉。
9/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96;〈若干道德哲學問題〉,頁159。另外,Eichmann in Jerusalem, 268-269,《平凡的邪惡》,頁297:「人類的多樣性,這正是『人類生存狀況』的特性,缺少多樣性,『人類』或『人道』這樣的字眼將全都變得毫無意義。」 鄂蘭的「複數性」與巴特的「人乃在與他人相遇中的存在」,展現出高度的相合性。參洪亮,〈卡爾・巴特與漢娜・鄂蘭論惡與約〉,頁47-53。
10/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139-143;〈若干道德哲學問題〉,頁208-211。
11/ Eichmann in Jerusalem, 49;《平凡的邪惡》,頁64-65。
12/ 洪亮闡釋為「從其世界中的拔根」;〈卡爾・巴特與漢娜・鄂蘭論惡與約〉,頁45-46。鄂蘭在其訪問和演講中,曾以體會貧民窟居民和飢民的感受為例子,故本文改為「從有血有肉的人類社群中拔根」。
13/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89-95, 106;〈若干道德哲學問題〉,頁152-159,170。
14/ Ibid. 90;同上,頁153。
15/ Ibid. 111-112;同上,頁177。頁157:「悔罪首先就在於不要忘記所做之事,在於『回到它』,如希伯來語的動詞shuv所指之意。」
16/ Ibid. 95;同上,頁159;洪亮,〈卡爾・巴特與漢娜・鄂蘭論惡與約〉,頁45。
17/ Ibid. 95, 100-101;〈若干道德哲學問題〉,頁158,164-165; Jerome Kohn, “Introduction”,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2003) xx.
18/ H. Arend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2003) 29-32;中譯:鄂蘭,〈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收於《責任與判斷》,蔡佩君譯,(新北市:左岸文化,2016),頁86-89。
19/ Eichmann in Jerusalem, 278;《平凡的邪惡》,頁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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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坤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趙叔榮 • 霍佩芳教席教授(神學科)

年少時醉心數理,大學時與主在曠野相遇,如今盼能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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